林华
前些日子,有幸参加了县作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。我们一行20余人来到了位于青石镇桥亭村,现任衢州市作家协会副会长连中福的“常山连氏书院”(又称为“常山桥亭书院”)。在书院的后院,有一处挂有“芬芳泥土 农耕文化展示区”的牌子,显得特别惹眼。展示区里有一件用作打水稻的“打谷机”,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80年代。
80年代初,我10来岁,兄弟姐妹三人,我最小。全家5口人住在白石镇下西塘村。那个时候,刚刚分田到户,我们一家根据人口数分到了三亩多的水稻田。对于从未涉及农事的父母来说,种植水稻是个“门外汉”。但这三亩多地,却承载了全家的梦想。它更是铸就了我曾经懵懂的童年和少年,让我理解了父母的伟大。
父亲是知识分子,在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,离家有4里多远。父亲每天除了要做好教学之外,更多的休息时间用在了这三亩水稻田里。从育种、育苗、插秧到田间除虫施肥,以及最后的收割,都能看到父母亲劳作的身影。
那时,我家中最小,可能会更得宠些,父母亲一般不会叫我干农活。但我的姐姐和哥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在周末及节假日期间,经常是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……父母亲也经常会在毒辣的太阳底下,对我们姐妹三人说,如果现在你们不用功读书,今后就得过这样的苦日子。可能这“谆谆教导”的话对于我哥来说,确实是起作用了,他的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。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水稻收割的日子,在农村叫“双抢”。这时,我们家会早早地同邻居打招呼,借来打谷桶。谷桶四四方方,是个笨拙的大家伙。将这大家伙抬到田里,那必须是“正劳力”的父亲和哥哥来负责的。扛谷桶,不但是体力活,更是项技术活。前后俩人,要配合默契。后面的人被压在谷桶下方,头朝下,几乎看不到前面,只能听从前面的指挥,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就好似走在钢丝上,小心翼翼。水稻田离家虽然只有一里多路,但也得花上近一个小时。
第二天临晨四点许,天刚蒙蒙亮,全家“总动员”。只有10来岁的我也是屁颠屁颠地跟在“大部队”后面。早上是割水稻的最佳时间,因为太阳没有出来,气温适宜,水稻叶子割到手臂不那么疼痛,所以,这个时间段,割水稻速度快,干劲足,一般一家四五口人,一早上可以割倒一亩多水田的水稻。一天之计在于晨,在这收割水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那时父母和哥哥都是用大镰刀割稻的,而我和姐姐有两把特制的小镰刀,父母和哥哥割得快,而我割得慢,那时候稍微天气热点了,我就干不动。有一次不小心割稻割到了手,然后母亲就会弄点泥土给我涂上,说农村的泥养人。现在想来,真是神奇。
早上去干活,一般都要干到中午12点左右,那时候太阳已很毒辣。我们全家五个人,分工明确,割稻的割稻,打谷的打谷,挥汗如雨。至今,它也是我脑海中最辛勤而动人的画面。丰收土地上吆喝声与打谷声是当时最催人奋进的交响曲。而每当父每在打稻谷时,我和姐往往就从割稻变成捧稻穗的,这个活要比割稻舒服多了。当然,后面还会拾稻穗,但不管如何,都比割稻轻松。
一年又一年,春夏轮回,在我13岁之前,家里的田还是要种的,因为那是全家吃饭的希望。13岁那年,除了哥以外,我和姐及母亲都享受到了农转非的政策。全家开心极了,因为从今往后我们也同父亲那样,有粮票发了。哥哥也非常争气,努力读书,跳进了“龙门”,考入了不用自己带粮食的师范学院。那一年可谓双喜临门。
短短的二三十年间,水稻收割的工具从全手动的谷桶变成自动化的“大铁牛”,这不仅仅只是工具的变迁,更是人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投影。
如今,我每每回到老家,站在田埂上,凝望这番耕耘的土地,它总能给我无穷的力量,再苦再累,只要努力,就有收获。